代孕到底該不該放開？正反PK

適當放開代孕有現實意義 

文/朱丹 

全面兩孩的放開，點燃了很多家庭的二孩夢，但一些人已經過了生育的年齡，對生孩子有心無力，這不僅是家庭的遺憾，也是我國人口發展面對的一大問題。在這種情形下， 代孕自然成為一些人考慮的方法，可是，我國法律是明令禁止代孕的，這無疑阻斷了很多家庭最後的希望。

其實，代孕只是一種輔助生育方式。對於這種方式，只要合理利用，嚴格管理，也有可能成為助推社會人口健康發展的手段。長期以來，我國明令禁止代孕，主要考慮到這種方式帶來的一些倫理、法律問題。代孕的確顛覆了傳統的生育倫理，也容易導致孩子歸屬權紛爭等 一系列問題。但是，這種簡單禁止卻非上策。只要建立嚴格的法規和制度，對代孕行為進行規範管理，加強倫理監督和技術監管，把技術關在法律法規和制度的“籠子”裡，確保健康發展，就可使其成為眾多家庭，尤其是那些失獨家庭，實現二孩夢的途徑。

再者，也可以仿效國外，實施志願代孕，建立代孕志願隊伍，防止商業代孕，通過法規、制度和道德為代孕建立一套規範化和健康化發展機制。這樣既能解決代孕帶來的社會和倫理問題，又能滿足一些家庭生育二孩的需求。因此，適當放開代孕有著一定的現實意義。

對代孕不能輕言放開 

文/汪昌蓮 

全面兩孩政策放開以來，不孕不育成為想生育二孩家庭的最大心病。北京大學第三醫院婦產科主任醫師王麗娜建議，適當放開代孕准入，但要防止商業代孕。北京大學醫學人文研究院王一方教授認為，代孕要有“刹車”，不能任意行駛。（2月3日《人民日報》）

長期以來，我國法律對代孕是明令禁止的。早在2001年，原衛生部就出臺了《人類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其中明確規定，醫療機構和醫務人員不得實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術。2016年1月1日，《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正案新增規定，“禁止買賣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實施代孕”。對此，曾有人大代表建議，“禁止代孕”可改為“規範代孕”。這次有專家呼籲“放開代孕”，可以說是舊話重提。

問題是，“規範代孕”也好，“放開代孕”也罷，均與我國現行法律相悖，同時也將輔助生殖技術與非法代孕行為混為一談。殊不知，兩者具有本質區別。輔助生殖技術，是指通過對卵細胞、精子、受精卵、胚胎的操作處理，最終達到治療不育目的的系列技術，如目前被普遍使用的試管嬰兒技術。而所謂的代孕技術，通俗地講，就是“借腹生子”，把代孕者的卵子與購買方的精子結合成受精卵，或者將購買方的受精卵植入在代孕者的子宮，完成整個孕育過程。這樣一種尚存爭議的方式，可能被一些人變成一種牟利手段。一些女性受利益驅使，選擇做“代孕媽媽”。

在傳統觀念中，“借腹生子”是違背倫理道德的，其中最突出的問題，就是父母身份的確認。因為孩子是“代孕媽媽”十月懷胎生下來的，代孕者已經把孩子當成了自己親生的，儘管一些代孕協議中明確規定“代孕媽媽”將與孩子永不見面，但這種血肉相連的母子情往往是很難割捨的，為今後的糾紛埋下了禍根。

筆者認為，對於代孕，不能輕言放開。

禁止代孕行為，只能加強，不可削弱。一項有爭議的新技術的誕生和應用，應有監管的跟進，而不僅是倫理上的指責和對法律缺位的抱怨。既要禁止非法代孕行為，又應考慮到生育障礙患者渴望擁有下一代的心願，從法律監管程式上予以分別對待。然而，對輔助生殖技術和代孕行為的管理，僅依據《人口與計劃生育法》及衛生計生部門的諸多部門法規，顯得既龐雜又針對性不強。不過，有關部門不能放著現有的法規不用，去坐等國家頒佈專門的法律。因此，對於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既要加快立法規範，更要加強嚴格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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