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訪醫生帶領患者“跳槽”事件：輿論熱潮之後他們怎麼樣了？
今年春節期間， 在貴州省貴陽市發生的精神科主任楊紹雷攜患者集體“跳槽”事件， 曾引發社會普遍關注， 也引發了有關醫院管理、醫生自由執業乃至精神科發展現狀的討論。
然而， 在事發兩個多月後， 官方的調查報告仍未公佈。 如今， 離院患者的現狀如何？當事兩家醫院的恩怨糾葛是否已經化解？記者進行了調查。
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精神科所在大樓
在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 一名護士跨過
正在施工的土堆， 前往精神科大樓。
1 當事人保持沉默
1月30日， 農曆正月初三， 大部分人還沉浸在春節的氛圍中， 貴州省貴陽市貴航貴陽醫院精神科主任楊紹雷作出決定， 帶著科室4名醫生、7名護士、64名住院患者， 在未履行相關手續的情況下集體出走， 轉院到十幾公里外的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
事發數天后， 記者在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一棟標示為“精神科”的大樓外守候， 目睹了轉院患者家屬進出探望的場景， 也看到食堂後勤人員推著餐車往來。 據患者家屬介紹， 這些食堂後勤人員原本也在貴航貴陽醫院工作，
在貴陽市約訪楊紹雷的3天內， 他始終沒有露面。 除了在事件發生後接受過一次採訪外， 他保持著沉默。 “醫院得知情況後， 總值班、院領導、相關部門立即趕到科室， 並分別與楊紹雷聯繫， 均未得到答覆。 ”事件發生4天后， 貴航貴陽醫院在網站上發出了一份聲明， 認為“這是一起有計劃、有組織， 嚴重侵犯監護人知情選擇權、惡意違犯醫務人員執業操守、恣意踐踏行業良性競爭規則、極大損害貴航貴陽醫院利益、傷害貴航貴陽醫院人感情的惡性事件”。
這則聲明迅速引發媒體關注， 各路記者紛紛前往貴陽。
兩個多月後， 記者再次撥打楊紹雷的手機。 他在電話中表示：“這件事已經過去， 別再報導了， 好嗎？”沉默幾秒之後， 他掛斷了電話。 記者從多方瞭解到， 在貴州、貴陽兩級衛生計生委展開行動的同時， 貴州省紀委監察廳也介入了對此事件的調查。
2 “如果精明就不會幹這事”
隨著時間推移， 這起轟動一時的事件漸漸淡出公眾的視線， 然而所產生的影響卻讓相關各方回味至今。 “楊紹雷不是很精明， 如果精明就不會幹這事。 ”貴航貴陽醫院精神科原科主任王琳在描述以前的學生時表示， 楊紹雷是個性格溫和甚至有點慢性子的人，
王琳在貴航貴陽醫院工作了38年， 退休之後被返聘， 又在該院的精神科工作了9年。 她表示， 對這起事件至今仍難以評價或描述。 今年春節前， 她曾向楊紹雷請假， 當時， 楊紹雷並未向她透露離院的想法。 等正月初四得知事件緊急回院時， 看到的是人去樓空的景象。
在這起事件中， 楊紹雷與貴航貴陽醫院之間是否存在糾紛， 自由擇業的權利是否受到限制， 曾是輿論探討的焦點。 “難以想像一個醫生會採取如此粗暴的舉動， 狠狠打了原來醫院的臉。 ”一位貴陽市的醫院管理者表示， 醫生在各家醫院間的流動已不是新鮮事， 醫院與醫院之間彼此“挖牆腳”、展開人才大戰也不是秘聞，甚至帶領醫護團隊集體跳槽也不罕見，“為什麼楊紹雷偏偏連患者也要一鍋端，一點情面都沒給老東家留下？這種情況匪夷所思”。
在貴航貴陽醫院精神科所在的大樓外，該院的一些人員目睹了當時“轉院”的場景。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派來的車輛駛入醫院院子，數量眾多的患者在醫護人員的帶領下，從樓道內出來，進入車輛，然後離開。“一切都井然有序，顯然是謀劃已久。”貴航貴陽醫院一位醫生回憶，由於事發突然，現場並未有人阻止。“就像打了一場突襲戰，挑的就是春節期間醫院值班人員較少的空檔。”
事件當天，家住貴航貴陽醫院附近的侯大姐接到了一個電話，告知她的父親已經被轉院到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需要她前去看望，並簽署知情同意書。侯大姐沒有感到詫異：“當時的反應就是總算還是發生了。一年多前，當我的父親住院時，楊紹雷主任就告訴我由於現在的住院環境較差，以後可能會轉院到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所以早就有了心理準備，此前也有些患者家屬陸陸續續簽署了轉院知情同意書。”
在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侯大姐看到了被召集過來的眾多患者家屬，也看到了寬敞明亮的病房、整潔衛生的環境，還有楊紹雷帶領的原班人馬。“確實比以前的條件好很多，現場除了個別家屬因為覺得離家較遠要求轉回貴航貴陽醫院外，基本上沒有不同意的。”
3 事件被貼上“爭奪患者”標籤
在接受採訪時，楊紹雷曾表示：“之前曾在跳槽問題上與貴航貴陽醫院產生矛盾。交了辭職報告就走了，可能有點不太合規，但這是為了患者擁有更好的治療環境。”
“說到底，還是貴航貴陽醫院自作自受。”侯大姐認為，“貴航貴陽醫院長久以來忽視患者家屬的聲音，比如精神科病房設施陳舊、老化，多次提意見都沒有改善。冬天洗澡無熱水，甚至沒有浴簾。男女患者在一起洗澡，沒有隱私怎麼行？因此很多家屬都不滿意。”
跟隨楊紹雷出走的某位元醫生也跟記者提及，精神科在貴航貴陽醫院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比如去年9月，科室缺藥嚴重，最終只剩下一種藥品可以使用，也是經過了一段時間才解決。在多年的發展中，貴航貴陽醫院新建了現代化的門診住院大樓，很多效益好的科室都搬了過去，但精神科還是被安排在老樓裡，病人甚至連散步的空間都沒有。這一切，大家看在眼裡也不服氣。”
種種對比，讓楊紹雷和他的團隊獲得了患者家屬的理解、支持，為這次出走奠定了“群眾基礎”。事件另一方——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被貼上了“爭奪患者”的標籤。該院院長康正茂沒有做出任何回應，在位於臨時搭建板房內的辦公室，他將記者推出了門外。
板房外面是一大片空地，機器轟鳴，一個名為“醫技病房綜合樓”的專案正在破土動工。張貼的專案介紹圖顯示，這棟大樓總投資為6.5億元，總共12層，建成後將用於安置檢驗科、產科、VIP病房等科室。如此巨大的專案資金來自何方，是否與楊紹雷的出走存在關聯，也引發了關注。
根據公開資料，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原是貴陽市衛生計生委下屬二級甲等綜合醫院，是一家事業單位，後改制為營利性醫療機構。2015年11月，某上市公司發佈公告，擬增資1.41億元，獲得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66%的股權。至此，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實際上成為民營資本控股的醫院。2016年12月1日，該上市公司發佈非公開發行股票預案，擬募資6.5億元，用於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的升級擴建，編制床位數由現在的300張提升至800張；將購置國內外先進醫療儀器設備，達到三級醫院的配置標準。
“現在醫療領域並不缺熱錢，缺的是優質的醫療人才。”多位貴陽市的醫院管理者推測，正是由於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強烈的業務擴張需求，為楊紹雷帶領患者出走提供了推動力，同時也給醫療行業的發展帶來了變數。
4 離職人員均未辦理離職手續
行業發展的變數到底意味著什麼，各方的看法並不一致。在同意“轉院”的患者家屬看來，從三級甲等的貴航貴陽醫院轉到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由於等級下降，總體住院費用應該會有所降低；在貴航貴陽醫院的部分職工看來，“轉院”的醫生護士“是為了更高的收入而背叛醫院，令人十分憤慨”。
貴航貴陽醫院隸屬於中航工業集團公司。同其他企業醫院一樣，該院的精神科曾因為企業重視投入而經歷輝煌，吸引了省內眾多患者；也由於企業的變遷及減少對醫院的投入，該院當前基本處於自謀生路的狀態。據該院職工介紹，為了與隸屬於地方政府的公立醫院競爭，該院從銀行貸款建設了新的門診住院大樓，聽說每個月的利息就有幾百萬元，至今仍有3000萬元的外債。在此局面下，醫院的生存發展面臨較大的壓力，醫務人員的薪酬收入與同級公立醫院醫護人員相比較低，去年中層幹部的月津貼就下調了200元。
有關精神科醫護人員的薪酬，則呈現了不同的說法。一些該院職工認為精神科的薪酬水準在該院歷來較高，去年還有所增加；也有一些職工表示，由於精神科的特殊性，附帶各種檢查少，實際上科室發展在醫院不受重視，薪酬難以比肩普外、腫瘤等科室。
“精神科更多依賴藥物治療，物耗成本少，硬體設備等投入要求低，實際上科室人均創造的純利潤較高，任何一家醫院都不可能忽視。”貴州省一位精神醫學專家表示，社會資本近幾年也紛紛試水精神醫學領域，據2015年、2016年不完全統計，貴州省就新增了80家精神科專科醫院，人才的短缺十分突出。
實際上，精神疾病專科人才短缺已成為我國醫療體系最明顯的短板之一。根據國家衛生計生委最近公佈的資料，目前全國有精神科執業（助理）醫師27733人、精神科護士57591人、心理治療師5000餘人。研究結果顯示，中國心境障礙患病率為4.06%（其中抑鬱障礙為3.59%），焦慮障礙患病率為4.98%，全國在冊嚴重精神障礙患者540萬名。
“據我瞭解，出走醫護人員的收入並沒有比原來高多少，更可能是為了追求更好的職業發展。”事件發生後，王琳在兩家醫院負責人的請求下，同時在兩家醫院上班，分別是每週一天半。她說，當前貴航貴陽醫院精神科由於缺乏高資歷醫生，難以完成三級查房，她只能擔起這個責任。“估計精神科要三四年才能恢復元氣。”
根據記者多方瞭解，目前貴航貴陽醫院已經完成精神科人員招聘，裝修後啟用新病房，現有在院患者30余名，其中12人由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返回。楊紹雷和其他離職人員目前均未辦理離職手續，但楊紹雷等2位醫生辦理了多點執業。
不得不說的市場
不能不守的規矩
帶著患者從一家醫院“轉院”到另一家醫院，當前楊紹雷的處境仍然尷尬。處於紛爭中的兩家醫院分別為企業醫院和民營資本控股的醫院，折射出市場行為的複雜性。
在事件發生之後，曾有業內人士提出假設，如果楊紹雷沒有帶著患者轉院，那麼可能就不會引出貴航貴陽醫院態度強烈的聲明。正是因為楊紹雷“超出常規的動作”，造成了醫院利益的實際轉移，在企業醫院深化改革、社會資本辦醫政策放寬的環境下，事件已遠非精神科建設、醫生自由執業所能涵蓋，更需要探討當前國內醫療市場生態的規範問題。
打破醫療市場的
相對和諧
醫護人員在各家醫院之間尋找工作崗位並不新鮮。今年，貴航貴陽醫院就有不少醫生跳槽到其他醫院工作。在該院外面的公交網站、廣告欄上，一些民營醫院的形象宣傳隨處可見。
長期從事國內醫院投資改制的獨立醫療投資人尉昕在考察過貴陽市的醫療環境後提出，貴陽市由於公立醫院、企業醫院數量較多，實際上醫療資源相對比較充足，也給醫生流動提供了基礎。
據瞭解，貴陽市目前轄區範圍內共有醫療機構3019家，其中省級公立醫院10家、市屬公立醫院8家、各區（市、縣）級醫院13家。作為人口密集的省會城市，貴陽市一環路以內醫療衛生資源高度集中，各級各類醫療機構門類齊全，大型醫療設備配置相對過密。
2015年年初，貴陽市衛生計生委在一份報告中提出，成立貴陽市醫院管理（集團）有限公司（貴陽市醫院發展管理中心），創新醫院運行體制機制，統籌整合存量資源。現有公立醫院在繼續保持公益性前提下提升品質；增量部分及其他經營實體採取市場化運作方式，引入優質醫療資源及有醫學背景的社會資本發展增量，解決政府投入不足的問題。
貴陽市近幾年正成為社會資本追逐的熱地。
2014年，北大醫療產業集團就曾傳出和貴陽市政府達成戰略協定，將30億元投入貴陽市第二人民醫院和貴陽市第四人民醫院。
知情人士透露，事件的主角之一——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作為該市引進社會資本辦醫的試點，其改制過程不僅受到地方政府密切的關注，在貴陽市醫療市場的定位也帶有區域衛生規劃的印跡，兼具資本利益回報的訴求。
在此局面下，一邊是激進的資本，另一邊是保有大量優質醫療資源存量的公立醫院和企業醫院，對醫療人才的爭奪和取捨早已是醫院管理的日常內容。此次事件引發巨大的反響，根本原因在於打破了原先醫療市場相對和諧的局面，“無視規矩”的楊紹雷並未完全獲得道義的支持。
醫生面對自由執業
別心浮氣躁
業內人士認為，事件調查結果遲遲未見公佈，反映出了地方政府和行業主管部門對當前醫療市場矛盾的心態。隨著公立醫院改革推進，尤其是實施藥品零差率政策，地方政府對公立醫院的投入責任加大，一些地區的地方政府希望通過公立醫院改制的方式緩解財政的投入負擔，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如果對楊紹雷提出嚴厲的處罰，可能會對政策規劃產生衝擊。
在事件發生後的採訪中，楊紹雷承認沒有辦理離職、出院手續就帶領精神科患者“轉院”的事實。時至今日，貴航貴陽醫院相關人士仍舊重申，該院當初發出聲明乃是迫不得已，聲明內容理性、客觀，並非針對醫生個人，而是希望相關部門及時公佈調查結果，回答社會關切，同時出臺規範，避免更多類似事件發生。
楊紹雷是否應當擔責，又該承擔怎樣的責任，也曾引發討論。一些法律界人士提出，醫生未經醫院同意，到另一家醫院執業，可能違反勞動合同法的相關規定，但如果病人和病人家屬同意轉院，那麼醫生帶走病人，就不能說是“私自帶走的”。
也有觀點認為，雖然醫生多點執業、自由流動已是大勢，但當前國內的醫療環境並未給醫生自由執業提供適宜的條件，現實當中很多公立醫院仍舊對醫生自由執業做出種種限制，甚至造成出走醫生與“老東家”決裂。在醫療生態環境不完善的背景下，尋求自由執業的醫生很容易成為悲情人物，面臨多方的壓力。
楊紹雷帶領患者“轉院”的事實，將此事件跟市場聯繫了起來，成為一些批評聲音的落腳點。尉昕認為，這起事件反映出的是國內醫生面對自由執業時心浮氣躁的狀態，“面對市場的大潮，醫生對所服務體系應有的尊重被棄之腦後”。
尉昕坦言，他也經常為所經營的醫院到處挖人才，最好的局面就是整個醫護團隊成建制搬過來。“但無視正當程式的流動，就給國內醫療行業開了不好的先例，可能成為醫療市場的攪局者而非自由執業的推動者。”
自由執業與市場競爭
應切割開
相關精神科專家認為，精神科患者住院的時間一般較長，與其他專科相比，對軟硬體的要求較低，具有一次投入便可實現長期回報的特徵。從經濟運營的角度而言，精神科患者難免被作為市場資源來爭奪。楊紹雷帶著患者跳槽，是否涉及“患者資源”的轉移，從而對貴航貴陽醫院的利益造成損害，應當列入考量。
在採訪中，記者瞭解到，在被楊紹雷帶著“轉院”的精神科患者中，很大一部分屬於長期住院，有的甚至已住院十多年。“這類患者1個月的醫療費和伙食費加起來在6000元左右，扣除治療、管理成本後，純利潤可觀。”這位精神科專家認為，“單純從市場的角度而言，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無疑動了貴航貴陽醫院的乳酪，甚至有人將這部分患者稱為‘利潤奶牛’。但是，能否將患者作為一種市場資源？這是否符合醫療倫理、醫生的職業道德？有關方面應該出臺規定，將醫生自由執業與市場競爭進行切割，避免類似的嫌疑。”
業內人士認為，類似的事件至今仍時有出現，實際上影響了醫療行業的整體社會公信力，也讓醫生和醫院兩敗俱傷。2016年5月，北京某知名醫院的兩位眼科主任，在未經醫院批准的情況下，到其他醫院執業，他們還多次將患者介紹到其他醫院做手術；事發後，院方免去兩人的主任職務，並扣發獎金。2001年10月，北京某醫療中心的一名牙科醫生“不辭而別”，轉而受聘於另一家診所，還帶走了一些“病人資料”；隨後，這家醫療中心以侵犯企業商業秘密並給自己單位帶來巨大經濟損失為由，將這名牙醫和診所一併告上法庭，並索賠100多萬元。
專家建議，面對醫生流動的趨勢，可以鼓勵醫生和醫院簽訂競業禁止協定，就是指員工在勞動合同期內及終止勞動合同後一定期限內，負有保密義務，用人單位將給予員工適當經濟補償。目前，在私企領域，競業禁止協議普遍存在。競業禁止可能會和醫生的多點執業產生衝突，但至少可以讓醫生和醫院自己決定要不要簽署這樣的協議。
文、照片/健康報記者 葉龍傑
醫院與醫院之間彼此“挖牆腳”、展開人才大戰也不是秘聞，甚至帶領醫護團隊集體跳槽也不罕見，“為什麼楊紹雷偏偏連患者也要一鍋端，一點情面都沒給老東家留下？這種情況匪夷所思”。
在貴航貴陽醫院精神科所在的大樓外，該院的一些人員目睹了當時“轉院”的場景。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派來的車輛駛入醫院院子，數量眾多的患者在醫護人員的帶領下，從樓道內出來，進入車輛，然後離開。“一切都井然有序，顯然是謀劃已久。”貴航貴陽醫院一位醫生回憶，由於事發突然，現場並未有人阻止。“就像打了一場突襲戰，挑的就是春節期間醫院值班人員較少的空檔。”
事件當天，家住貴航貴陽醫院附近的侯大姐接到了一個電話，告知她的父親已經被轉院到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需要她前去看望，並簽署知情同意書。侯大姐沒有感到詫異：“當時的反應就是總算還是發生了。一年多前，當我的父親住院時，楊紹雷主任就告訴我由於現在的住院環境較差，以後可能會轉院到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所以早就有了心理準備，此前也有些患者家屬陸陸續續簽署了轉院知情同意書。”
在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侯大姐看到了被召集過來的眾多患者家屬，也看到了寬敞明亮的病房、整潔衛生的環境，還有楊紹雷帶領的原班人馬。“確實比以前的條件好很多，現場除了個別家屬因為覺得離家較遠要求轉回貴航貴陽醫院外，基本上沒有不同意的。”
3 事件被貼上“爭奪患者”標籤
在接受採訪時，楊紹雷曾表示：“之前曾在跳槽問題上與貴航貴陽醫院產生矛盾。交了辭職報告就走了，可能有點不太合規，但這是為了患者擁有更好的治療環境。”
“說到底，還是貴航貴陽醫院自作自受。”侯大姐認為，“貴航貴陽醫院長久以來忽視患者家屬的聲音，比如精神科病房設施陳舊、老化，多次提意見都沒有改善。冬天洗澡無熱水，甚至沒有浴簾。男女患者在一起洗澡，沒有隱私怎麼行？因此很多家屬都不滿意。”
跟隨楊紹雷出走的某位元醫生也跟記者提及，精神科在貴航貴陽醫院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比如去年9月，科室缺藥嚴重，最終只剩下一種藥品可以使用，也是經過了一段時間才解決。在多年的發展中，貴航貴陽醫院新建了現代化的門診住院大樓，很多效益好的科室都搬了過去，但精神科還是被安排在老樓裡，病人甚至連散步的空間都沒有。這一切，大家看在眼裡也不服氣。”
種種對比，讓楊紹雷和他的團隊獲得了患者家屬的理解、支持，為這次出走奠定了“群眾基礎”。事件另一方——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被貼上了“爭奪患者”的標籤。該院院長康正茂沒有做出任何回應，在位於臨時搭建板房內的辦公室，他將記者推出了門外。
板房外面是一大片空地，機器轟鳴，一個名為“醫技病房綜合樓”的專案正在破土動工。張貼的專案介紹圖顯示，這棟大樓總投資為6.5億元，總共12層，建成後將用於安置檢驗科、產科、VIP病房等科室。如此巨大的專案資金來自何方，是否與楊紹雷的出走存在關聯，也引發了關注。
根據公開資料，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原是貴陽市衛生計生委下屬二級甲等綜合醫院，是一家事業單位，後改制為營利性醫療機構。2015年11月，某上市公司發佈公告，擬增資1.41億元，獲得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66%的股權。至此，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實際上成為民營資本控股的醫院。2016年12月1日，該上市公司發佈非公開發行股票預案，擬募資6.5億元，用於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的升級擴建，編制床位數由現在的300張提升至800張；將購置國內外先進醫療儀器設備，達到三級醫院的配置標準。
“現在醫療領域並不缺熱錢，缺的是優質的醫療人才。”多位貴陽市的醫院管理者推測，正是由於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強烈的業務擴張需求，為楊紹雷帶領患者出走提供了推動力，同時也給醫療行業的發展帶來了變數。
4 離職人員均未辦理離職手續
行業發展的變數到底意味著什麼，各方的看法並不一致。在同意“轉院”的患者家屬看來，從三級甲等的貴航貴陽醫院轉到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由於等級下降，總體住院費用應該會有所降低；在貴航貴陽醫院的部分職工看來，“轉院”的醫生護士“是為了更高的收入而背叛醫院，令人十分憤慨”。
貴航貴陽醫院隸屬於中航工業集團公司。同其他企業醫院一樣，該院的精神科曾因為企業重視投入而經歷輝煌，吸引了省內眾多患者；也由於企業的變遷及減少對醫院的投入，該院當前基本處於自謀生路的狀態。據該院職工介紹，為了與隸屬於地方政府的公立醫院競爭，該院從銀行貸款建設了新的門診住院大樓，聽說每個月的利息就有幾百萬元，至今仍有3000萬元的外債。在此局面下，醫院的生存發展面臨較大的壓力，醫務人員的薪酬收入與同級公立醫院醫護人員相比較低，去年中層幹部的月津貼就下調了200元。
有關精神科醫護人員的薪酬，則呈現了不同的說法。一些該院職工認為精神科的薪酬水準在該院歷來較高，去年還有所增加；也有一些職工表示，由於精神科的特殊性，附帶各種檢查少，實際上科室發展在醫院不受重視，薪酬難以比肩普外、腫瘤等科室。
“精神科更多依賴藥物治療，物耗成本少，硬體設備等投入要求低，實際上科室人均創造的純利潤較高，任何一家醫院都不可能忽視。”貴州省一位精神醫學專家表示，社會資本近幾年也紛紛試水精神醫學領域，據2015年、2016年不完全統計，貴州省就新增了80家精神科專科醫院，人才的短缺十分突出。
實際上，精神疾病專科人才短缺已成為我國醫療體系最明顯的短板之一。根據國家衛生計生委最近公佈的資料，目前全國有精神科執業（助理）醫師27733人、精神科護士57591人、心理治療師5000餘人。研究結果顯示，中國心境障礙患病率為4.06%（其中抑鬱障礙為3.59%），焦慮障礙患病率為4.98%，全國在冊嚴重精神障礙患者540萬名。
“據我瞭解，出走醫護人員的收入並沒有比原來高多少，更可能是為了追求更好的職業發展。”事件發生後，王琳在兩家醫院負責人的請求下，同時在兩家醫院上班，分別是每週一天半。她說，當前貴航貴陽醫院精神科由於缺乏高資歷醫生，難以完成三級查房，她只能擔起這個責任。“估計精神科要三四年才能恢復元氣。”
根據記者多方瞭解，目前貴航貴陽醫院已經完成精神科人員招聘，裝修後啟用新病房，現有在院患者30余名，其中12人由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返回。楊紹雷和其他離職人員目前均未辦理離職手續，但楊紹雷等2位醫生辦理了多點執業。
不得不說的市場
不能不守的規矩
帶著患者從一家醫院“轉院”到另一家醫院，當前楊紹雷的處境仍然尷尬。處於紛爭中的兩家醫院分別為企業醫院和民營資本控股的醫院，折射出市場行為的複雜性。
在事件發生之後，曾有業內人士提出假設，如果楊紹雷沒有帶著患者轉院，那麼可能就不會引出貴航貴陽醫院態度強烈的聲明。正是因為楊紹雷“超出常規的動作”，造成了醫院利益的實際轉移，在企業醫院深化改革、社會資本辦醫政策放寬的環境下，事件已遠非精神科建設、醫生自由執業所能涵蓋，更需要探討當前國內醫療市場生態的規範問題。
打破醫療市場的
相對和諧
醫護人員在各家醫院之間尋找工作崗位並不新鮮。今年，貴航貴陽醫院就有不少醫生跳槽到其他醫院工作。在該院外面的公交網站、廣告欄上，一些民營醫院的形象宣傳隨處可見。
長期從事國內醫院投資改制的獨立醫療投資人尉昕在考察過貴陽市的醫療環境後提出，貴陽市由於公立醫院、企業醫院數量較多，實際上醫療資源相對比較充足，也給醫生流動提供了基礎。
據瞭解，貴陽市目前轄區範圍內共有醫療機構3019家，其中省級公立醫院10家、市屬公立醫院8家、各區（市、縣）級醫院13家。作為人口密集的省會城市，貴陽市一環路以內醫療衛生資源高度集中，各級各類醫療機構門類齊全，大型醫療設備配置相對過密。
2015年年初，貴陽市衛生計生委在一份報告中提出，成立貴陽市醫院管理（集團）有限公司（貴陽市醫院發展管理中心），創新醫院運行體制機制，統籌整合存量資源。現有公立醫院在繼續保持公益性前提下提升品質；增量部分及其他經營實體採取市場化運作方式，引入優質醫療資源及有醫學背景的社會資本發展增量，解決政府投入不足的問題。
貴陽市近幾年正成為社會資本追逐的熱地。
2014年，北大醫療產業集團就曾傳出和貴陽市政府達成戰略協定，將30億元投入貴陽市第二人民醫院和貴陽市第四人民醫院。
知情人士透露，事件的主角之一——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作為該市引進社會資本辦醫的試點，其改制過程不僅受到地方政府密切的關注，在貴陽市醫療市場的定位也帶有區域衛生規劃的印跡，兼具資本利益回報的訴求。
在此局面下，一邊是激進的資本，另一邊是保有大量優質醫療資源存量的公立醫院和企業醫院，對醫療人才的爭奪和取捨早已是醫院管理的日常內容。此次事件引發巨大的反響，根本原因在於打破了原先醫療市場相對和諧的局面，“無視規矩”的楊紹雷並未完全獲得道義的支持。
醫生面對自由執業
別心浮氣躁
業內人士認為，事件調查結果遲遲未見公佈，反映出了地方政府和行業主管部門對當前醫療市場矛盾的心態。隨著公立醫院改革推進，尤其是實施藥品零差率政策，地方政府對公立醫院的投入責任加大，一些地區的地方政府希望通過公立醫院改制的方式緩解財政的投入負擔，促進地方經濟的發展，如果對楊紹雷提出嚴厲的處罰，可能會對政策規劃產生衝擊。
在事件發生後的採訪中，楊紹雷承認沒有辦理離職、出院手續就帶領精神科患者“轉院”的事實。時至今日，貴航貴陽醫院相關人士仍舊重申，該院當初發出聲明乃是迫不得已，聲明內容理性、客觀，並非針對醫生個人，而是希望相關部門及時公佈調查結果，回答社會關切，同時出臺規範，避免更多類似事件發生。
楊紹雷是否應當擔責，又該承擔怎樣的責任，也曾引發討論。一些法律界人士提出，醫生未經醫院同意，到另一家醫院執業，可能違反勞動合同法的相關規定，但如果病人和病人家屬同意轉院，那麼醫生帶走病人，就不能說是“私自帶走的”。
也有觀點認為，雖然醫生多點執業、自由流動已是大勢，但當前國內的醫療環境並未給醫生自由執業提供適宜的條件，現實當中很多公立醫院仍舊對醫生自由執業做出種種限制，甚至造成出走醫生與“老東家”決裂。在醫療生態環境不完善的背景下，尋求自由執業的醫生很容易成為悲情人物，面臨多方的壓力。
楊紹雷帶領患者“轉院”的事實，將此事件跟市場聯繫了起來，成為一些批評聲音的落腳點。尉昕認為，這起事件反映出的是國內醫生面對自由執業時心浮氣躁的狀態，“面對市場的大潮，醫生對所服務體系應有的尊重被棄之腦後”。
尉昕坦言，他也經常為所經營的醫院到處挖人才，最好的局面就是整個醫護團隊成建制搬過來。“但無視正當程式的流動，就給國內醫療行業開了不好的先例，可能成為醫療市場的攪局者而非自由執業的推動者。”
自由執業與市場競爭
應切割開
相關精神科專家認為，精神科患者住院的時間一般較長，與其他專科相比，對軟硬體的要求較低，具有一次投入便可實現長期回報的特徵。從經濟運營的角度而言，精神科患者難免被作為市場資源來爭奪。楊紹雷帶著患者跳槽，是否涉及“患者資源”的轉移，從而對貴航貴陽醫院的利益造成損害，應當列入考量。
在採訪中，記者瞭解到，在被楊紹雷帶著“轉院”的精神科患者中，很大一部分屬於長期住院，有的甚至已住院十多年。“這類患者1個月的醫療費和伙食費加起來在6000元左右，扣除治療、管理成本後，純利潤可觀。”這位精神科專家認為，“單純從市場的角度而言，貴陽市第六人民醫院無疑動了貴航貴陽醫院的乳酪，甚至有人將這部分患者稱為‘利潤奶牛’。但是，能否將患者作為一種市場資源？這是否符合醫療倫理、醫生的職業道德？有關方面應該出臺規定，將醫生自由執業與市場競爭進行切割，避免類似的嫌疑。”
業內人士認為，類似的事件至今仍時有出現，實際上影響了醫療行業的整體社會公信力，也讓醫生和醫院兩敗俱傷。2016年5月，北京某知名醫院的兩位眼科主任，在未經醫院批准的情況下，到其他醫院執業，他們還多次將患者介紹到其他醫院做手術；事發後，院方免去兩人的主任職務，並扣發獎金。2001年10月，北京某醫療中心的一名牙科醫生“不辭而別”，轉而受聘於另一家診所，還帶走了一些“病人資料”；隨後，這家醫療中心以侵犯企業商業秘密並給自己單位帶來巨大經濟損失為由，將這名牙醫和診所一併告上法庭，並索賠100多萬元。
專家建議，面對醫生流動的趨勢，可以鼓勵醫生和醫院簽訂競業禁止協定，就是指員工在勞動合同期內及終止勞動合同後一定期限內，負有保密義務，用人單位將給予員工適當經濟補償。目前，在私企領域，競業禁止協議普遍存在。競業禁止可能會和醫生的多點執業產生衝突，但至少可以讓醫生和醫院自己決定要不要簽署這樣的協議。
文、照片/健康報記者 葉龍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