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幫你的孩子做家庭作業

一項開創性研究進行了對父母是如何影響孩子學習成績的調查研究。

在美國， 撫養孩子的核心原則之一就是父母應該積極參與到孩子的教育當中：在學校面見老師、在學校裡做志願服務、説明孩子完成家庭作業， 以及做許多有工作的父母沒時間做的其他任何事情。 這些義務在美國價值觀裡根深蒂固， 以至於很少有父母懷疑這些努力是否值得。

直到今年一月一些研究人員才這麼做。 在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研究家長參與是如何影響學業成就的研究中， 德克薩斯大學奧斯丁分校的社會學教授基斯.魯濱孫以及杜克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安吉拉.哈裡斯發現父母參與到孩子教育生活的這種行為並未對孩子的學業成績有任何幫助。

研究者梳理了近三十年來對於美國父母的縱向調查， 以及用了63種不同措施來追蹤家長參與孩子學術生活的情況， 比如説明孩子完成作業、和孩子談上大學的計畫以及在孩子的學校做志願活動。 為了調查隨著時間發展， 其父母高度參與他們教育生活的孩子們是否會有學業上的提高， 研究者同樣將這些措施運用到孩子的學業表現上， 包括閱讀成績和數學成績。

令他們感到驚訝的， 家長參與孩子學業生活對孩子學業成績的幫助微乎其微， 甚至適得其反——無論其父母的種族、階級或教育程度是怎樣的。

每天晚上你會檢查你女兒的家庭作業嗎?發表在《破碎的指南針》上《父母參與孩子教育生活》一文中魯濱孫和哈裡斯的一些資料表明：這不會幫助她在標準化測試中取得更好的成績。 一旦孩子進入中學， 父母幫助其完成家庭作業可能會使考試成績下降， 魯濱孫說， 這種現象出現的可能原因是許多父母可能已經忘記或沒有真正理解他們的孩子在學校裡學習的課程。

同樣地， 與父母不經常在學校裡出現的學生相比， 父母經常與老師和校長交流的學生似乎沒有提高多少。 其他無用的教育干預：觀察孩子的班級、幫助青少年選擇高中課程、特別是針對孩子成績很糟時制定懲罰措施或針對何時及如何完成作業制定嚴格的規則。

魯濱孫推測說， 這種干預會讓孩子們喪失對學校的熱情度， 反而會有些焦慮不安。 他說， “問他們‘你想看到我更多的志願服務嗎?我可以去學校進行社交活動嗎?如果我幫助你完成作業會對你有幫助嗎??“我們想告訴父母和學校知道孩子們需要做什麼， 但是不要太過於忽略孩子的感受。 ”

家長參與孩子的學業生活成為教條的其中一個原因是政府積極鼓勵這種做法。 自20世紀60年代後期， 美國聯邦政府花就在節目中花費數百萬美元來尋求積極參與校園生活父母——尤其是低收入的父母。 2001年時， “不讓一個孩子落後”政策要求學校建立家長委員會， 並用母語和父母溝通。

理論上， 更積極和投入的父母可以縮短中產階級和貧困學生之間的成績差距。 然而， 直到新的研究出現也沒有人用資料測試來證實家長參與學校生活與提高學生成績的關係的存在性。

而魯濱孫和哈裡斯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這個假設， 他們發現了一些習慣上的差異， 比如朗讀給年輕的孩子(不到一半的人日常中可以聽到別人的朗讀)以及與青少年談大學計畫。 但這些措施並不會在政策制定者所推崇的學校或老師面前發生， 而是發生在家裡。

更重要的是， 雖然以往普遍認為窮人孩子在學校表現不好是因為他們的父母不關心教育， 但是其對立面才是真的。 在不同種族、階級和教育水準下， 美國絕大多數家長說他們告訴孩子取得好成績的重要性，

並希望他們能夠考上大學。 舉個例子， 有亞洲血統的美國孩子學業成績很好， 但他們的父母並沒有比西班牙裔父母參與更多的教育生活——這並不令人驚訝， 因為這兩個群體都有語言障礙。 那麼為什麼有些父母在為孩子提高學業成績方面更有效呢?

魯濱孫和哈裡斯認為較好的經濟和教育資源允許一些家長更好地將孩子置於社區和社會環境中， 他們會遇到許多受過大學教育並從事有趣職業的成人。 中產階級的孩子被告訴不只是良好的教育就能幫助他們在生活中取得成功。 他們周圍從事醫生、律師和工程師的朋友和家人會在餐桌旁回憶他們的大學生活。 有趣的是，

亞洲父母是個例外;即使他們很窮， 無法提供這些類型的社會環境， 他們似乎也能夠用一個同樣有效的方式來與孩子溝通教育的價值和吸引力。

作為研究的一部分， 魯濱孫對德克薩斯大學本科學生進行了非正式的焦點小組研究， 詢問他們關於他們的父母是如何為他們的成就做出貢獻的。 他發現大多數人很少或沒有父母督促或家長學校參與的記憶。 相反， 學生們說設置很高期望的父母最終都有所妥協。 “是這些孩子自己取得的成功!“魯濱孫告訴我。 “你會希望他們的父母是符合政府呼籲的那一種類型的， 但情況恰恰相反。 這讓我很吃驚。 ”

魯濱孫和哈裡斯的發現在20世紀90年代社會學家安妮特進行的研究父母和孩子在家裡的交流情況研究的基礎上增加了瞭解。 安妮特發現在窮人和工薪階層家庭出生的孩子們被要求保持安靜和尊重教師等的權威人物。在中產階級家庭出生的孩子們學會了問關鍵的問題，並在課堂上積極表現自己。

魯濱孫和哈裡斯選擇不解決一些潛在而強大的家長參與、為受成績困擾的孩子請家庭教師或治療師以及開放大學儲蓄帳戶。事實就是無論社會經濟地位如何，一些父母都會竭盡全力尋找有效方法來為他們的孩子提供幫助，而其他人則接受現狀。

雖然魯濱孫和哈裡斯沒有關注學校的選擇，但他們發現父母提高孩子學業成績的方法之一就是把他們放置在一個信譽好的教師的課堂中。這是一個不講究種族的事情：白人父母請特師的幾率至少是黑人和拉丁裔父母的兩倍。考慮到最好的老師已被證明具有提高學生的終生收入和減少青少年懷孕可能性的作用，因此這是一個不小的干預。

總之，這些研究結果應該減輕焦慮的父母在家庭教師協會的努力。但通過考試成績來評判家長參與度對於家長參與學業生活也許是一大損失。極端的父母往往是有效的，尤其是在公立學校，為了爭取更好的教材、新的操場以及藝術、音樂、戲劇和課後俱樂部等一切形式。這類家長的參與可能不會直接影響考試成績，但它可以使學校變成一個更有利於教育和學習的場所，無論父母在家裡是否有所作為。參與到孩子的教育生活不一定對他們有壞處

——也可能是件好事。

安妮特發現在窮人和工薪階層家庭出生的孩子們被要求保持安靜和尊重教師等的權威人物。在中產階級家庭出生的孩子們學會了問關鍵的問題，並在課堂上積極表現自己。

魯濱孫和哈裡斯選擇不解決一些潛在而強大的家長參與、為受成績困擾的孩子請家庭教師或治療師以及開放大學儲蓄帳戶。事實就是無論社會經濟地位如何，一些父母都會竭盡全力尋找有效方法來為他們的孩子提供幫助，而其他人則接受現狀。

雖然魯濱孫和哈裡斯沒有關注學校的選擇，但他們發現父母提高孩子學業成績的方法之一就是把他們放置在一個信譽好的教師的課堂中。這是一個不講究種族的事情：白人父母請特師的幾率至少是黑人和拉丁裔父母的兩倍。考慮到最好的老師已被證明具有提高學生的終生收入和減少青少年懷孕可能性的作用，因此這是一個不小的干預。

總之，這些研究結果應該減輕焦慮的父母在家庭教師協會的努力。但通過考試成績來評判家長參與度對於家長參與學業生活也許是一大損失。極端的父母往往是有效的，尤其是在公立學校，為了爭取更好的教材、新的操場以及藝術、音樂、戲劇和課後俱樂部等一切形式。這類家長的參與可能不會直接影響考試成績，但它可以使學校變成一個更有利於教育和學習的場所，無論父母在家裡是否有所作為。參與到孩子的教育生活不一定對他們有壞處

——也可能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