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鬱症出現年輕化趨勢
正在讀初中的女孩小詩（化名）突然提出不想去上學， 夜晚常常失眠， 在班上時而自言自語， 也不願意與同學交往， 就連平常喜歡的課外活動也失去了興趣……
這是惠州市心理健康文化協會（以下簡稱“市心理協會”）常務副會長余曉潔最近接觸到的心理諮詢個案， 令人驚訝的是， 小詩的家長對於孩子情緒的變化毫無察覺， 小詩之所以會前來接受心理諮詢， 是因為學校的心理老師在談話中偶然發現了她的情緒問題， 進行了幾次心理干預後仍然無效， 懷疑她有更嚴重的心理障礙， 於是只好將小詩轉介到市心理協會接受進一步的心理輔導。
抑鬱症正在向中學生甚至更年輕的人群蔓延。 惠州市第二人民醫院副院長、心理衛生研究所所長駱煥榮觀察到了同樣的現象， “最早可以追溯到小學六年級。 ”駱煥榮說。
1 孩子有抑鬱情緒需要家長一起面對
沒有人確切地知道， 還在讀初中的小詩為什麼像是突然變成了另一個人， 包括她的父母。
餘曉潔想起一個月前小詩第一次來諮詢時的情形。 小詩是由父母帶過來的， 她的父母顯得有些不耐煩， “家長並不理解發生了什麼事， 他們只想著按照學校要求諮詢完了， 第二天就要帶小詩回去上學。 ”小詩的母親最初堅持認為， 孩子之所以情緒低落， 是因為跟班上的同學鬧不愉快了，
通過家長的態度， 餘曉潔推測小詩的情緒表現很可能和家庭氛圍有關， “有抑鬱症的孩子， 父母一般比較強勢， ‘為什麼我要加入進來呢？’他們很難把孩子的病因聯繫到自己身上”。
餘曉潔認為， 這樣的家庭氛圍很可能會抑制孩子的情緒表達， 使得抑鬱傾向難以在早期被發現， “孩子長期在強勢的家庭氛圍中， 沒法去表達自己的心理體驗和情緒狀態， 家長就無法得到一些重要的資訊”。 這種緊張的氛圍甚至會對心理輔導造成負面效應， 餘曉潔告訴記者， 市心理協會以往曾經處理過類似的中學生個案， 通過幾次諮詢把孩子的心理狀態調整得比較正常了， 一旦回歸到家庭的環境， 一切又打回原形了。
對於這種情況， 餘曉潔表示， 現在協會在心理諮詢的過程中通常會要求家長一起加入， 通過溝通交流改變他們的態度， 以使之配合進行後期治療。
陪著孩子參加了第二次心理諮詢以後， 小詩的父母終於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 明白孩子的問題需要和家長一起去面對。 經過精神專科醫生的進一步診斷， 小詩確診為輕度抑鬱， 醫生給她開了小劑量的助眠藥物。 下一步小詩將接受一個更全面的心理輔導療程。
通過近幾年在市心理協會的臨床經驗， 餘曉潔發現， 抑鬱症的發生開始出現年輕化的趨勢， 在學生群體中， 抑鬱情緒表現得越來越頻繁， 尤其是初中生。 “從發生的時間上看， 往往是接近考試時間段的時候，
駱煥榮同樣發現了這一趨勢：“以前我們接診的抑鬱症患者通常是婦女和老人， 現在年輕人越來越多， 尤其是初一到高三的學生， 這幾年突然就多了起來”。 儘管接診的學生患者以初三和高三學生為多， 但駱煥榮並不認為中學生的抑鬱症和學業、考試有必然聯繫， “很多時候我們發現孩子的情緒問題最早可以追溯到小學六年級， 從那時開始就出現厭學情緒， 包括上學的日子不願意起床， 但大多數家長沒能及時注意到這方面的問題。 ”
駱煥榮告訴記者， 從臨床上看， 中學生抑鬱症的表現跟其他人群差不多。 中學生更多表現出厭學情緒， 對身邊的事物無興趣， 出現睡眠障礙或是睡眠紊亂，
2“微笑型抑鬱”須警惕
4月7日是世界衛生日， 今年的主題是“一起來聊抑鬱症”。 世界衛生組織發佈的最新報告顯示， 截至2015年， 全球有超過3.2億人飽受抑鬱症的困擾， 約占全球人口的4.3%。 抑鬱症導致的自殺行為是15歲至29歲人群死亡的第二大原因。 據不完全統計， 在中國， 抑鬱症患者的總數約有9000萬人。
在惠州市第二人民醫院的睡眠心理門診， 駱煥榮接診的睡眠障礙患者中， 50%—60%最終被確診為抑鬱症， “這個比例很大了”， 駱煥榮說。
儘管抑鬱症已經如此普遍， 人們對於這種心理疾病的認知依然捉襟見肘。 駱煥榮告訴記者， 並不是所有抑鬱症患者的悲觀情緒都會表現得很明顯， “有些人看起來非常樂觀，
對於這種表現， 應用心理學界給出了一種命名——“微笑型抑鬱”。 有這種表現的人在抑鬱症患者群體中並不鮮見， 但在被發現之前， 這些病人往往是看不見的， 和人們所認知的抑鬱症患者不同， 他們並不總是愁眉苦臉的樣子， 也很少表達消極或悲觀情緒， 相反， 他們總是活躍於社交場合， 笑面迎人， 仿佛一切如常。 但只有他們自己知道， 在微笑的背後， 他們是怎樣痛苦地面對永不停歇的黑暗和壓抑。
“微笑型抑鬱在白領等工薪階層最為常見， 在服務行業尤其多見， 這類群體隱形壓力大， 但是在工作和社交場合他們選擇了壓抑自己的情緒”， 餘曉潔告訴記者，微笑是這類患者應對焦慮的一種模式，當人際關係比較遠的人在場時，他們傾向於用微笑掩飾自己的低落情緒，“這原本是一種人際交往中的正常表演行為，但這類患者的特殊性在於，他們獨處的時候悲觀情緒特別明顯”，餘曉潔說。
據瞭解，許多抑鬱症患者在病情十分嚴重的情況下仍然笑得出來，有時是出於職業性質的需要——比如空姐、白領中的患者，儘管內心極度痛苦，但職業性的微笑已經成為他們的習慣；而有的患者則習慣了用微笑來掩飾自己對病情的無奈。
也正是因為這種壓抑情緒的行為導致抑鬱傾向難以被旁人發現，駱煥榮認為，微笑型抑鬱更要引起重視，“難以發現的後果是延誤治療，很常見的一個現象是，身邊有人輕生了，覺得很驚訝——他平常看起來挺開朗的啊”。
駱煥榮提醒道，對於微笑型抑鬱，除了患者要積極面對，主動尋求幫助，身邊的人尤其是家人也應特別警惕，及時覺察出患者在社交場合和獨處時的情緒變化，並且儘早勸導其接受治療。
3 團體互助應有專業人員引導
駱煥榮告訴記者，不論是有典型表現的抑鬱症，還是微笑型抑鬱，80%—90%的抑鬱症通過規律服藥都會明顯好轉，有時輕度抑鬱症通過心理疏導或自我心理調整，不用服藥也可以康復。
關於抑鬱症的起因，心理學內部各學派有許多不同的論點，有的認為是基因和神經遞質等生物因素導致抑鬱症的發生，有的認為抑鬱症是個體應對社會環境有障礙的一種表現，也就是說，家庭、社區和人際關係都可能成為抑鬱症的誘因。
但不論是什麼學派，目前在抑鬱症的症狀表現上都有相對一致的共識。餘曉潔介紹道，抑鬱症的典型表現是“三低”——情緒低落、思維遲鈍、動作減少，此外，從內在情緒上，抑鬱症狀表現為“三無”（無望、無助、無價值）和“三自”（自責、自罪、自傷或自殺）。對照這些症狀，目前主要有4種量表可用於測試抑鬱症，其中以抑鬱自評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最為常見。
余曉潔告訴記者，SDS抑鬱自評量表是針對成年人的自評量表，包括20個問題，其中既有正向問題如“我無故感到疲勞”，也有反向問題，如“我覺得決定什麼事很容易”，可以比較直觀地反映抑鬱患者的主觀感受。
不過，量表的評分結果只能作為參考，抑鬱症的判定還需要經過精神病專科醫生的診斷，後者還會通過進一步的評估確定患者抑鬱症的嚴重程度。“一般來說，輕度抑鬱症可以通過專業的心理輔導逐漸好轉”，駱煥榮說。
除了一對一的心理疏導，對抗抑鬱症的另一種方式是團體互助。目前，市心理協會正在不定期開展的抑鬱症團體心理輔導小組，以8個人為一組，讓患者們在一起說出自己的困擾和痛苦，建立相互支援的架構和系統，“團體諮詢的過程中，因為普遍化的效應，一開始患者覺得自己很嚴重，但是聽著別人主訴時，會覺得自己不那麼嚴重了，這種效果有時比個體諮詢還好”，餘曉潔說。
在社交網路上，這種團體互助有了另一種變形。2012年3月18日，抑鬱症患者、新浪微博名稱為“走飯”的網友寫下一條微博——“我有抑鬱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沒什麼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離開。拜拜啦。”次日淩晨，當地公安部門證實，帳號主人已經自殺離世。從發佈之日起的這5年來，這條微博下有66萬條評論，多是抑鬱症患者，他們在評論裡講訴自己的痛苦和無助，無形之中，這個永遠不會再更新的微博帳號成了一個隱性的互助團體。
餘曉潔認為，這種抑鬱症患者自發的團體互助也可能造成一種副作用，患者個體的情緒表達會在團體中造成情緒渲染的效應，其他個體聽到別人的症狀時，會不自覺地往自己身上對應，餘曉潔說：“在心理學上我們稱之為貼標籤，這是很危險的。”她指出，抑鬱症患者的團體互助應有專業的心理諮詢人員引導，“如何在一群患者的悲觀論調中讓樂觀情緒成為主流，對引導者的專業功底是很大的考驗。”（記者 廖鈺嫻）
餘曉潔告訴記者，微笑是這類患者應對焦慮的一種模式，當人際關係比較遠的人在場時，他們傾向於用微笑掩飾自己的低落情緒，“這原本是一種人際交往中的正常表演行為，但這類患者的特殊性在於，他們獨處的時候悲觀情緒特別明顯”，餘曉潔說。
據瞭解，許多抑鬱症患者在病情十分嚴重的情況下仍然笑得出來，有時是出於職業性質的需要——比如空姐、白領中的患者，儘管內心極度痛苦，但職業性的微笑已經成為他們的習慣；而有的患者則習慣了用微笑來掩飾自己對病情的無奈。
也正是因為這種壓抑情緒的行為導致抑鬱傾向難以被旁人發現，駱煥榮認為，微笑型抑鬱更要引起重視，“難以發現的後果是延誤治療，很常見的一個現象是，身邊有人輕生了，覺得很驚訝——他平常看起來挺開朗的啊”。
駱煥榮提醒道，對於微笑型抑鬱，除了患者要積極面對，主動尋求幫助，身邊的人尤其是家人也應特別警惕，及時覺察出患者在社交場合和獨處時的情緒變化，並且儘早勸導其接受治療。
3 團體互助應有專業人員引導
駱煥榮告訴記者，不論是有典型表現的抑鬱症，還是微笑型抑鬱，80%—90%的抑鬱症通過規律服藥都會明顯好轉，有時輕度抑鬱症通過心理疏導或自我心理調整，不用服藥也可以康復。
關於抑鬱症的起因，心理學內部各學派有許多不同的論點，有的認為是基因和神經遞質等生物因素導致抑鬱症的發生，有的認為抑鬱症是個體應對社會環境有障礙的一種表現，也就是說，家庭、社區和人際關係都可能成為抑鬱症的誘因。
但不論是什麼學派，目前在抑鬱症的症狀表現上都有相對一致的共識。餘曉潔介紹道，抑鬱症的典型表現是“三低”——情緒低落、思維遲鈍、動作減少，此外，從內在情緒上，抑鬱症狀表現為“三無”（無望、無助、無價值）和“三自”（自責、自罪、自傷或自殺）。對照這些症狀，目前主要有4種量表可用於測試抑鬱症，其中以抑鬱自評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最為常見。
余曉潔告訴記者，SDS抑鬱自評量表是針對成年人的自評量表，包括20個問題，其中既有正向問題如“我無故感到疲勞”，也有反向問題，如“我覺得決定什麼事很容易”，可以比較直觀地反映抑鬱患者的主觀感受。
不過，量表的評分結果只能作為參考，抑鬱症的判定還需要經過精神病專科醫生的診斷，後者還會通過進一步的評估確定患者抑鬱症的嚴重程度。“一般來說，輕度抑鬱症可以通過專業的心理輔導逐漸好轉”，駱煥榮說。
除了一對一的心理疏導，對抗抑鬱症的另一種方式是團體互助。目前，市心理協會正在不定期開展的抑鬱症團體心理輔導小組，以8個人為一組，讓患者們在一起說出自己的困擾和痛苦，建立相互支援的架構和系統，“團體諮詢的過程中，因為普遍化的效應，一開始患者覺得自己很嚴重，但是聽著別人主訴時，會覺得自己不那麼嚴重了，這種效果有時比個體諮詢還好”，餘曉潔說。
在社交網路上，這種團體互助有了另一種變形。2012年3月18日，抑鬱症患者、新浪微博名稱為“走飯”的網友寫下一條微博——“我有抑鬱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沒什麼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離開。拜拜啦。”次日淩晨，當地公安部門證實，帳號主人已經自殺離世。從發佈之日起的這5年來，這條微博下有66萬條評論，多是抑鬱症患者，他們在評論裡講訴自己的痛苦和無助，無形之中，這個永遠不會再更新的微博帳號成了一個隱性的互助團體。
餘曉潔認為，這種抑鬱症患者自發的團體互助也可能造成一種副作用，患者個體的情緒表達會在團體中造成情緒渲染的效應，其他個體聽到別人的症狀時，會不自覺地往自己身上對應，餘曉潔說：“在心理學上我們稱之為貼標籤，這是很危險的。”她指出，抑鬱症患者的團體互助應有專業的心理諮詢人員引導，“如何在一群患者的悲觀論調中讓樂觀情緒成為主流，對引導者的專業功底是很大的考驗。”（記者 廖鈺嫻）
